Translated from English by Tang Ning.
美式橄榄球登陆中国重庆的第一天，小胖在重庆南方翻译学院体育场的更衣室里召集队员开会。称它为“体育场”有些言过其实，事实上——它只不过是个足球场，外加石制露天看台。因此“更衣室”实际上只是堆满衣服和装备的长椅。即便是“橄榄球队”，细想一下也是有个争议的称号，但重庆码头工队正是想证明他们是一支橄榄球队。
小胖和他的队友Bobo刚刚结束在日本的旅行，从那里买回了同款的Under Armour包头帽。“你在重庆买不到这些的。”他得意地说。作为球队的创始人之一，小胖（他的真名是曾晰，但他和他的队友喜欢以网名互称）同时扮演着智慧长者和开心果的角色。他与美式橄榄球结缘始于一部电影《最长的一码》——是亚当·桑德勒2005年的新版，而不是1974年的原版。
比赛逐渐临近，小胖穿上了他最喜欢的粉色球鞋。这看起来并不容易——他叫自己小胖是有原因的。之后，我问他粉色球鞋是不是为了吓唬对手。“是的，”他的妻子阳阳（音译）说，“他们害怕他会爱上他们。”阳阳身材高挑，作风务实，而她并不是一个橄榄球迷。“我讨厌体育，”她告诉我。但作为护士，她支持小胖打橄榄球，因为这能帮他减肥。
码头工队的队长Marco走来走去，显得很紧张。他比一般人瘦小，根本看不出之前做过私人教练。他时而作沉思状，时而一脸不爽。当他兴奋的时候，他的声音能从高八度降到低八度。他不是典型的队长人选，但他为球队发展制定了一份缜密的蓝图，而媒体则是他战略的关键一环。知道这支球队的人越多，它就越能吸引更多更好的球员。今天对阵北京旋风队的比赛是他们的第一个主场比赛。他们可以借此机会向所有人展示他们不仅仅是穿得像样来摆摆架子的，而是一支真正来自中国西南部的美式橄榄球队。不幸的是，那天早上四川省遭遇6.6级地震，因此只有几家当地的媒体到场观看比赛。
Marco把裁判用的麦克风拿到球场中央来测试距离，顺便炫耀一下他的橄榄球英语词汇：”Holding（拉人犯规）, defense（防守方）, number twenty-seven（27号）, first down（第一次进攻）.”悬挂在对面围栏上的红色横幅写到：“团结进取，开拓创新，顽强拼搏，力争第一。” 横幅后面勾勒出重庆的地平线：一模一样的写字楼紧挨着正在建设中的一模一样的写字楼。从空中俯瞰，重庆像是一个十岁孩子放弃治疗后创造出来的模拟城市。重庆位于两条河之间，比邻港口。近几十年来，重庆经济飞速发展，这座拥有七百万人口的城市其GDP增速位列全国第二。所有这些发展也使得重庆成为中国城镇现代身份认同危机的缩影。在这座城市里：庆祝1949年共产党胜利的解放纪念碑被卡地亚，阿玛尼，路易威登，古驰，星巴克，肯德基和哈根达斯所团团包围；前任市委书记薄熙来既因为贪污腐败受人唾骂，又因为亲民政策而受到爱戴；晚上赴约时你有可能会迟到，因为有人跟你约在你小区附近的沃尔玛见面时，他可能指的是附近的另一个沃尔玛。
球队的26岁美国教练Chris McLaurin非常渴望胜利。但他没有表现出来，而是展现出队员们所依赖的沉着冷静而富有权威的形象。自去年秋天到达重庆以后，码头工队就几乎占据了他的全部生活。他在一家政府运营的投资公司有份全职工作，在工作之余，他把晚上和周末的时间都用在训练球队，制定规划，宣传推广和球员招募上了。没有McLaurin，“We would be a piece of shit.（我们就跟一坨屎一样。）”小胖用英语告诉我。
北京旋风队在比赛开始前一小时就到场了，随机选择了50 Cent作为他们的入场音乐。旋风队队长Mike Ma是个在洛杉矶长大的北京人。他故意用街头见面的礼仪跟McLaurin打招呼。“伙计，你们人可够多啊。”他说。因为许多北京队球员无法赶赴客场，所以重庆队员的数量几乎是对手的两倍。这让McLaurin有了点谨慎的乐观。北京队更有经验，也拥有更强的选手，其中包括一名职业跑酷玩家。但手握主场之利以及人数优势，McLaurin觉得码头工队有机会赢。
聚集在看台上的球迷多是球员的亲友团。我问了一名叫刘志跃（音译）的学生他是否能看懂比赛。“一点点吧，”他说。“四分卫是最重要的球员。”其他的他不是很确定。在场边的一小撮裁判团主要由McLaurin的外国朋友组成，他们穿着网购的裁判服。其中一名裁判是身材健硕的加州人Jeff，他曾在波兰打过半职业橄榄球，肩上纹着“永不再来”的希伯来文。他有些紧张。“我不知道规则，这是我的问题。”他跟主裁判说道。“但你应该事先教我们比赛规则，伙计。”
赛场上响起了皇后乐队的“We Will Rock You”，这一国际性符号象征着一场体育赛事即将开始。码头工队队员在场边排成一行，吼出了McLaurin之前教过的赛前口号。阿康是个爱笑的队员，在他的头盔上用胶带拼出了一个“杀”字。
北京队先开的球。球飞得很远，向后旋转，在重庆队防守队员的胸口弹了一下之后，被他扑倒在地。如果观众们对于橄榄球比赛已经不是很明白的话，那之后的比赛则更让他们看不懂了。看起来重庆队似乎要丢掉球。重庆队的四分卫Seven在胯下传球时脱手，而刚把球捡起来就被擒杀了。不久之后，他又把球传向了没有队友的位置。
“预备……开始!” 北京队的四分卫Leo大声喊道。当他刚刚接到胯下传球的时候，一名重庆队的防守队员就穿过码线将他擒杀。“干得漂亮！干得漂亮！”绰号“Fitz”的助理教练James Fitzgerald喊道。但好景不长。在第二次进攻时，Leo看到左阵有个缺口，冲了过去并向前狂奔，如入无人之境，一直跑到了达阵区。他跟队友撞胸庆祝得分，还模仿起了脱衣舞。
重庆队员们面面相觑。数月来他们刻苦训练，挥洒汗水，钻研战术，强身健体并改造思想，从头开始学习这项外国运动。对于很多队员来说，橄榄球不仅成为了他们社交活动的中心，更成为了他们身份的认同：小胖专门订制了写有“重庆码头工橄榄球队小胖”的保险杠贴纸贴在车上。Marco不管到哪儿都穿着码头工队的T恤。橄榄球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项运动——它更代表了这项运动背后的一系列的故事、价值以及态度。这些中国年轻人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这一切，而现在更想要展示出来。但这些努力换来了什么？就为了让一名北京队的四分卫可以在他们的亲友面前扭胯起舞？Fitz摇了摇头，说道：“我们怕是要惨败啊。”
“在中国美式橄榄球”这样一个运动与地点的组合一开始听起来像是玩笑话，就好像“牙买加大雪橇队”一样。但想到在这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里，任何事都有可能在某地发生，那中国美式橄榄球的存在也算合理的了。篮球由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末引入中国，并一直享有政府的支持（毛主席就是一名篮球迷）。而橄榄球不同，最近才引进中国，离全国排名前十的运动还差得远。况且它的中文名字——“橄榄球”——听着就怪怪的。但它在中国扎根并且成长迅速。2007年，NFL（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在中国设立第一个办事处，并且组建了一个青少年橄榄球联赛，成长到今天超过36支球队的规模。与此同时，也涌现了一批业余美式橄榄球俱乐部，这其中就包括成立于2012年夏天的重庆码头工队。
码头工队最初是从一名19岁的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大一新生峰峰创建的一个美式橄榄球QQ群开始的。他给这个群起名”Rudy”，这是一部1993年电影的名字。片中钢铁工人出身的主人公身高只有1米7，但他却梦想成为圣母大学橄榄球队的一员。峰峰看了这部电影不下十遍。Marco看到了讯息并与他联系。他们俩以及包括小胖在内的其他人安排了一次训练。Marco还邀请了他的一位记者朋友，随后球队在重庆商报有了一篇整版的报道。Marco接到了超过200人的咨询，而接下来的一次训练有30人前来参加。
但问题是，这些人来是想学如何打美式橄榄球的。Marco研究过一些网上找到的教学视频，但他自己从未打过橄榄球。“起初真的很糟糕。”小胖回想时说。但这些并没有妨碍球队发展壮大。他们将球队命名为码头工队，指的是重庆许许多多的码头工人。他们先买球衣后买护垫，设计完队标之后才买了一本美式足球战术图集，并且在还不需要加油呐喊的时候就招募了啦啦队员。啦啦队长Nana根据电影《美少女啦啦队》当中的片段编排了几套舞步，其中加入了中国女孩儿在学校里学不到的舞蹈动作。
但所有这些都没能转化为实际的比赛技巧。2012年秋的某一天，McLaurin出现在训练场上。“这就好像一帮人听说过某项运动，并且努力试着模仿在电视上看到的。”他说。队员们都没有护垫，所以冲撞更像是小心的拥抱。McLaurin完全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激励了这群队员学习这项与当地文化毫无联系的运动。但他们的学习热情很高，而McLaurin刚到重庆，需要朋友。
McLaurin马上被聘为主教练。他根据队员的块头和速度分配位置。四分卫不好选，因为这个职位需要球员有高度、运动能力、有头脑以及领导才能。Seven挺高的，于是当上了四分卫。
2013年2月，我参加球队第一次训练的时候，队伍正在准备对阵成都队的首场比赛。在一次练习赛上，McLaurin叫卫线球员狠狠地撞他，但他们总是在身体碰撞之前减速。“真的撞我，”McLaurin说。他很享受一次冲击给他带来的热血沸腾的感觉。“不要想太多。”但队员们还是犹犹豫豫的。30分钟后，队员们慢步走到场边，一半人大口喝水，另一半慢慢抽出香烟。
紧接着的那个星期天的早上9点——只有在中国才会把橄榄球训练安排在周日早上——有些队员前一晚喝酒吃烤肉玩到很晚。“我屁股火辣辣的疼，”小胖边说边蹒跚地走着。Rock是一名铁路职工，他穿了一件Michael Vick的球衣，并在紧身衣外边穿了护裆。他用一招四字腿部固定技锁住了一名队友。我问他知不知道Michael Vick因为虐待狗而出名。“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人，”他微笑着说。McLaurin让Seven领着做了一个简单的传球练习。没有一次传球传到点上，McLaurin有些烦了。他让大家都进行冲刺跑，而他赢过了每个人。当队员们朝自己的车子走去时，McLaurin则走过长椅，手扶着墙，把他胃里的东西吐到了地上。
教码头工队打球好像带一支矮子队，McLaurin跟我说，唯一区别是教他们更难。跟美国不同的是，在中国体育并没能融入每个孩子的生命中。相反，体育和学习是两条不同的路。如果一个孩子有运动潜力，他就会被选送到一间特殊学校，培养他成为全国最优秀的体育运动员。码头工队大多数队员小学以后就没有参加过正规的团队运动了；即使参加过，也只是篮球或者足球。美式橄榄球所需要的核心技能——投掷、接球、冲撞——对他们来说跟苏格兰的冰上掷石游戏一样陌生。
相比之下，McLaurin则是美国学者与运动员相结合的范本。他出生在底特律城外。父亲是黑人，母亲是白人，父母都是警察。他是当地一所天主教高中的明星橄榄球员，学校将体育运动视为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他随后进入密歇根大学校队打强侧边锋。要不是肩部的伤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他很有可能进入NFL（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打球。好在他学习成绩优异，得以进入伦敦政经学院深造，修读社会政策与规划方面的硕士，并得到了一个白宫实习生的职位。最终凭借亨利卢斯奖学金的支持，他来到了重庆。在努力拼搏了多年以后，McLaurin绝不能忍受做事不全力以赴。在练习之余，他会深蹲然后全力跳起，仿佛要跨越一个看不见的障碍。当他的队员没法达到他的训练强度时，他会觉得不爽。
但McLaurin跟队伍之间最大的文化障碍，似乎是能否竭尽全力将对手冲垮撞碎。体格不是问题；码头工队的队员们身材都很魁梧。但他们就是不愿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部分原因是担心受伤：在最开始的六个月里，有七名队员受伤，其中Bobo在练习时腿部骨折。但习惯也是原因之一。在中国生活会碰到挺多身体碰撞的——上下班高峰的时候挤一挤地铁就知道了——但在公园里你看不到孩子们大打出手。飞哥必须逐步适应要全力冲撞另一个人。“第一次的时候，我都不敢擒抱。”他说。小胖也是，骨子里没有这样的攻击性。“你得把对面的人想象成你的敌人，”他跟我说。“就好像《茶水男孩》（1998年亚当·桑德勒主演的电影）里演的，你得把对方当成是老欺负你的那个人。”
在首场比赛之前，队员们至少学会了橄榄球员的喊话方式。“杀死成都！”队员们大声齐呼，随后大巴车映着朝阳缓缓开动。六小时后，队伍来到了成都理工大学的足球场，门柱上绑了竹竿，充当橄榄球的球门。“我很担心，”Marco私下跟我说。“我担心他们会失败。我担心队员们会受伤。我什么都担心。”
在赛场上，任何可能发生的不利局面，都发生了。重庆队的前三次进攻一无所获。而成都烈马队一开场就已经两次得分。Seven的投掷造就了对方一个完美的截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这么扔球。”McLaurin喃喃自语道。烈马队再度得分。当他们尝试获得附加分的时候，重庆队封住了射门。这时一名码头工队的队员没有弃死球不顾，而是拾起球并开始向对方阵地疯狂的跑去。成都队的进攻队员不确定这样的行为是否犯规，于是起身追了上去。重庆队这边奋力加油助威。“冲啊！冲啊！”这名重庆队员一直冲到了对方端区，然后帅气的达阵得分。教练们都笑了。“就算他们得分吧。”Fitz跟裁判说道。终场比分：成都队31分，重庆队6分。比赛结束之后，队中最魁梧的Metal在场边单膝跪地，向他的啦啦队女友求婚。她接受了求婚。在回来的大巴上，每个人都喝了好几瓶哈尔滨啤酒。在有一次干杯庆祝的时候，我看到Marco一言不发的坐在前排座位上，目视前方，脸上没有笑容。
两周后，为了给McLaurin过生日，几个队员请他到重庆市中心的KTV庆生。要说整个球队很崇拜他们的主教练一点都不为过。为了回报他的投入和奉献，训练时队员们车接车送，并经常请他吃饭喝酒。有一名队员甚至提出帮他走走关系，让McLaurin的老板给他加薪。其实他们崇拜的不只是他的运动技巧。在他们眼中，McLaurin是想象中正牌美国都市人的形象，热爱嘻哈和摇摆，但这不再是电影人物，而是真人。并且他也很帅。Marco是这样形容他对McLaurin的第一印象的：” It’s a pretty boy.（他是个帅哥）” 许多拉拉队员也都同意这一点，还有的重庆女孩会默默走到他面前，把自己的手机号输到他手机上。
我仍旧不太明白为何队员们会选择美式橄榄球，而他们对McLaurin的崇拜给了我一些启发。当我问他们最喜欢这项运动的哪一点时，最常见的答案是因为它很”Man”——意思是很有男子气概。也可以引申为“暴力”，“有攻击性”和“兴奋的”。在中国媒体上，男性的理想形象通常是机智苗条，配上精心打理的发型。但这些队员们则是碰撞胸脯，抽打屁股，像是抽口嚼烟的美国男人一样。Joker是队员里最有女人缘的，我问他中国女孩喜欢什么样的男生。“白净，高瘦”的男生，他说。“中国女生对体育不怎么感兴趣。”Marco的看法更为现实。“现在啊，”他说。“她们就喜欢一种男人：有钱的男人。”
到了KTV包厢里，男人坐一边，女人坐一边。在一家设计公司工作的Soso，认真哼唱着一周中国流行民谣。而她的朋友Tina，从事销售行业的球队专职摄影师，聊起了昨晚一个恶心的俄罗斯客户是怎么试着勾引她的。小胖拿过麦克风，唱起了他喜欢的一首歌，台湾饶舌歌手MC Hot Dog的《贫民百万歌星》。副歌部分是：“I’m so, so, so, so ghetto/I’m so ghetto/I’m so ghetto.（我是个贫民）”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样的享乐方式会被视为是一种放纵。但McLaurin很快发现，这群人很爱聚会。换做平日，小胖起床后会去上班——或者，要是他不想上班可以不去——他在一家政府建筑单位任助理工程师，下班后会跟朋友一起吃饭（例如火锅，这是重庆最有代表性的超辣美食）或者喝酒。阳阳则更喜欢呆在家里，玩她手机上的游戏。小胖的工作不是特别辛苦，除了有些时候会有情绪激动的市民，因为家里房子要被拆，就拿着刀冲进办公室，或者有一次端着一碗大粪。“这些人只是想要更多钱。”他解释说。
有个在军队大学后勤部门工作的父亲，小胖算是球队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Marco说球队里五分之一的队员属于温饱水平，有五分之三算是小康，而经济条件最好的被称为“中产阶级”或者直接是有钱人。毕竟，玩橄榄球需要花费3000元（约合500美元）买进口装备，还要有大把的空余时间。小胖两样都有，还有一辆帕拉丁SUV，一台宽屏电视，和不计其数的电子游戏。简而言之，他算不上是贫民。
但他显得越来越正常。中国对于中产阶级没有清晰的定义，一个原因是各地的价格差异很大，而另一个原因是这个概念是最近刚刚兴起的。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社会各阶层相对平等，倒不是因为对底层贫困人民的提升，更多是因为对于精英阶层的打压。1979年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收入激增，2010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起1980年的水平涨了10倍。但贫富差距也显著拉大。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没有出现美国人所熟悉的中产阶级：享受基本的舒适生活，还能偶尔去巴黎度假。
这种局面正在迅速改变，特别是在城市里。一份麦肯锡2013的报告就预测中国城镇的“上层中产阶级”，也就是年收入在16,000到34,000美元之间的家庭数量，将从现在的14%上涨到2022年的54%。这一增长也会带来世界观的拓展和消费的显著增长。现在五十多岁的中国人还是会把收入的三分之二存起来，但涌现出的新兴中产阶级更愿意消费——外出旅游，购买生活消费品，而小胖则把钱花在动作明星玩偶上了，《刺杀希特勒》中汤姆·克鲁斯的人偶就是他众多藏品之一。
这样的生活方式，最起码，和他们的父辈不同。文革的时候，小胖的父母亲听党的指挥，上山下乡去了集体农场。回到重庆以后，小胖的父亲去了小胖奶奶所在的一所部队大学工作，而他的母亲则去了一家生产机器的工厂。他们的同龄人则由政府分配工作。大多数人都住在单位分的房子里，和单位的同事结了婚。中国的户口登记制度严格限制了全国甚至省内的人口流动，最严的时候农民进城就可能被拘捕。
不过这个系统正在逐渐瓦解。小胖现在住在自己所有的高层公寓里，能够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旅行，在08年汶川地震的志愿者活动中结识了现在的妻子。也就是说，对于自己的人生他有自主选择权。尽管依然有这样那样的限制，时下中国年轻人在很多方面已经可以自主选择，而这在他们父母的年代是无法想象的。但具体要怎么进行选择，很多人还没想清楚。
小胖把麦克风递给飞哥，他带着标志性的手帕珠项链，蓄着山羊胡，并随着”Smells Like Teen Spirit（仿佛年轻朝气）”的旋律嘶吼着。飞哥告诉我他后悔为了法律而放弃音乐。毕业之后，他进入当地政府的反贪污部门工作——估计是重庆最稳定的工作了——之后被转到了更清闲的行政岗位上。（有一次我听见他在球场上接到了老板的电话，要他查一查他女儿新的车牌号吉不吉利。）虽然已经32岁，飞哥还会时不时在父母的沙发上弹弹吉他——“Tears in Heaven（天堂的眼泪）”这首歌他弹得特别好——但感觉他似乎失去了某种激情。
Marco没唱歌。他脑子里在想着橄榄球。自建队以来，橄榄球几乎占据了他生命的全部。他之前在全国三大电信公司之一的中国联通从事市场营销，但码头工队启航之后就离职了。大学时Marco选择学IT，这样就能做自己的游戏了（他的名字来自于合金弹头系列中的一个人物），但毕业后就去了别的行业。他跟几个朋友最近开了一家婚纱摄影店。Marco花钱算不上大手大脚，并且辛勤工作，挣的钱够他自己住在一栋不错的公寓里。如果说橄榄球是他的第一爱好，那么第二位的就是万智牌。这是一个受游戏《龙与地下城》启发的集换式卡牌对战游戏，吸引了全世界许多的小孩子和大孩子。实际上，这两个爱好也是有相通之处的，他说：“你得努力思考，进入对方的大脑里。”和飞哥一样，Marco也想离开重庆，不过他想去更远的地方。“我很想去北欧，比如瑞典或者瑞士，”他说。“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买一栋房子，找一个妻子，一起养条狗。”
Marco坐下拿起了科罗娜啤酒，我问Bobo他为什么打橄榄球。“人生苦短，”他说。“我们的父母每天都过着同样的生活：结婚，生子，然后死去。”他的父亲在2012年死于癌症。但在那之前，Bobo的人生目标就是要走遍全球。他总是强调“体会”。2006年从艺术院校毕业后，他开了一家设计公司。公司黄了以后，他又开了一家烤肉馆。烤肉馆也没做起来，于是他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三家火锅店。成功需要冒一定风险，而有时风险可能意味着腿部骨折。他下次会不会更小心呢？我问他。“可能不会吧。”
不确定性似乎看起来不像之前那么可怕；长期主导中国人生活的价值观——像是孝顺、颜面，还有最重要的经济稳定——其影响力已经开始逐渐被削弱。“我不想一辈子做同样的工作，”Seven说，这个说话温和的四分卫在一家IT公司工作。“我想要探索，并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事。”
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与传统相悖，但美式橄榄球似乎更能吸引中国的个人主义者。一个原因可能是球队的许多队员都有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可以在温饱之余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对于大多数队员来说，这一思想哲学的根源似乎来自于西方流行文化。除了《追梦赤子心》之外，峰峰最喜欢的电影是《阿甘正传》。“故事的核心是要坚持不懈，”他说。“无论发生什么，阿甘始终坚持奔跑。”小胖用中国网络流行的“屌丝逆袭”来呼应这个概念，其实跟美国梦有些类似：“就算是矮穷挫的屌丝，只要坚持努力也能成为高帅富。”他说。
在不久之前，亲美情绪在中国依然是不太被接受的。几个世纪以来外国强权始终是人们痛恨的对象，但在冷战时期，美国成为了帝国主义敌人的主要代表，在官方宣传中被描绘成带着飞行员墨镜的鹰钩鼻坏人的形象。这样的态度依旧存在：在2012年，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撰文警告中国人民要抵制西方利用流行文化的“长期渗透”。但跟码头工队的队员聊天你会发现，这根本是一边倒的局面。Marco在描述电影《美国派：裸奔》的一个场景时，脸上洋溢着来自心底的快乐：片中一个侏儒橄榄球队员擒抱了主人公Erik Stifler，并大喊”You’re still my bitch, Stifler!（你依然是我的手下败将！）” 我很少见到这样发自内心的笑容。
尽管他们的父母可能并不赞同他们这些兴趣爱好，但他们也不干涉。“我们不了解美国，”飞哥的父亲建国说道。文革时，建国12岁，是红卫兵的一员。采访的地方选在了建国在重庆南部的高层公寓里。在这间两室一厅的房子，还住着飞哥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吃过了回锅肉和西红柿炒蛋组成的午餐之后，60岁的建国为我们倒上了他自制的红枣核桃白酒。而飞哥则向我们展示他刚网购的德国苦艾酒，酒瓶做成了骷髅头的样子。“我们文化水平太低，思想太封闭，”建国带着浓重的重庆口音说道。自从父母退休以后，飞哥带着他们去过了香港和日本，但他们仍无法接受美国电影。
Marco知道他爱看的美国电影并不真实，但他喜欢的是电影所传达的思想，比如任何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国家主席习近平经常提及“中国梦”，但他还没给出更具体的定义。或许，这是因为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梦想在别的地方。
输给成都队并没怎么影响队伍的士气。重要的是：码头工队总算完完整整的打了一场美式橄榄球。但在随后几周里，球队的团结出现了裂痕。“我们的球队有很多问题，”有天晚上小胖在一家音乐酒吧里私下跟McLaurin说。作为球队创始人兼队长，Marco一开始得到了大伙儿的拥护，但最近他开始疏远某些队友。而他跟啦啦队长Nana在一起的决定，也引起了风波。每个人都清楚Marco非常关心球队，但有些时候他关心的有点过：训练时他常常对人呼来喝去，而在QQ群上他也颐指气使。有些队员认为是时候换个领袖了。“每个人都想当老大。”小胖说。
四月初，球队进行了组织变动。此前Marco几乎什么都管，而现在飞哥负责外联和公关，Tina管理球队的财务，而Soso则被任命为球队的经理。Marco仍然负责带领大家训练，不过仅此而已。责任的重新分配虽然没有把他驱逐出队，但Marco也明白背后的意思了。“每天他都不开心。”小胖说。
与此同时，球队的纪律开始逐渐松懈。McLaurin组织了一个为期两天的“训练营”，而在第一天早上，天空中下起了倾盆大雨。出现在训练场上的只有十个人，而这十个人也是心不在焉的。在一次训练中，队员们在抱团之后慢悠悠地走到码线上，这让McLaurin十分生气。接着他们练习追逐跑，队员们试着追上McLaurin。“Marco，你为什么要停下来？”他大喊道。而在训练的最后，Seven做俯卧撑的样子就像一只残废的虫子。
问题在于，队员们需要权衡场上和场下的义务。每次训练，峰峰要在路上花90分钟从学校赶过来，然后赶回去。飞哥和其他人上有老，下有小。Marco正在准备跟朋友合伙开一家韩国烤肉馆。花在训练上，跟其他男人挤来撞去的时间，本可以用来请客户吃饭或者陪老婆孩子。可McLaurin不这么认为。不顾队员们的反对，他把训练频率提升至每周三次。“不能再民主下去了，我就是这么看的。”他跟我说。
然后就到了跟北京旋风队的比赛了——对方得分后模仿了脱衣舞的动作庆祝。最终码头工队输得很惨，8-36。他们已经训练九个月了，但他们仍然没有赢过球。必须要做出改变了。
专车准时开到了McLaurin家楼下。他拎上自己硕大的装备包和头盔，钻进了车里。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是20岁的Weezy，他上身壮实，留着一头长发，是刚加入球队的新成员。他告诉司机训练场的位置，然后戴上耳机，开始听他喜欢的新歌，Drake的“Started From the Bottom（出身底层）.” Weezy来自北方的西安，因为父亲参与了重庆的轻轨项目所以一起来到重庆生活，也因此得以享受专车接送的待遇。去年他被罗格斯大学录取，成为该校的大一新生，但后来退学了。他跟我说原因是太危险了。“我曾被一个黑人打劫过，当时他的枪口就顶在头上。”他用英语跟我说。“我听到校车上传来枪声。我害怕极了，担心哪天就会死掉。”退学一定是个艰难的决定，我说。Weezy不这么认为。“要命还是要学位？”他说。“生命只有一次。YOLO.”说着他哼唱起了一句歌词——“I wear every single chain even when I’m in the house.（我即使在屋里也戴着每条链）”
当我们到达训练场的时候，码头工队就好像换了支球队一样。这不是在打比方——而是的的确确换了一批人。夏天的时候，他们招进来不少新球员，其中包括几个外国人。现年38岁的Julian来自荷兰，身材结实的他之前是拳击运动员；20岁的Cherokee在结束了阿富汗之行后来到了重庆；还有22岁的得梅因（美国爱荷华州首府）人Eric，他的山羊胡几乎跟他的莫霍克发型一样浓密。新招进来的中国队员同样具有潜力。大四学生Alien爱穿黑皮夹克和磨破的牛仔裤；他不仅是队里跑得最快的球员，还能够在球涂满凡士林的情况下把它接住。退伍军人统儿享受被撞击的感觉，更爱冲撞别人。
McLaurin开始打四分卫的位置，他召集进攻队员抱团商量战略。“我要打一个Pro-I Right战术，进攻43阵型，我在1声后鱼跃传球。”他说。边上有人翻译了他的话。球员们布好阵。“进攻14，进攻14，”McLaurin大声喊道。“预备，开始!”McLaurin退后几步然后传出了一道致命的精准弧线。沦为替补四分卫的Seven在一旁看着。
春天过后，球队发生了许多改变。新人加入给球队训练注入了新的活力。球员们也比以前更快更强了。“我瘦了9公斤！”小胖跟我说。“你应该再减9公斤。”阳阳说。McLaurin同时也制定了一条很严格的考勤规则：如果你想上场比赛，就必须参加一定数量的训练。除此之外，最大的变化就是McLaurin和Fitz组织了一个联赛。
中国美式橄榄球联赛共有八支球队，南方和北方赛区各四支。在常规赛里，每支球队会打4场比赛，而赛区冠军之间会通过冠军赛决出最后的总冠军。关于场上外援人数的上限各队争执不下，但最终所有队伍同意场上最多只能有5名外援。因此McLaurin决定打新的位置。他坦言自己并不是天生打四分卫的料，但已经比队里其他人强得多了。
新赛季首场比赛就碰上了码头工队对的死对头成都烈马队。训练时，McLaurin让球员们排成一排练习阻拦。“跟队友们说，这次训练要粗暴一点。”Eric告诉康师傅。康师傅则翻译为：“大家要多用点劲。”不过队员们都领会意思了。球员们在冲撞的时候就像没有刹车的汽车一样。“这才像是美式橄榄球嘛。”McLaurin说。
在训练结束后，McLaurin提醒队员们离比赛还有48小时。“别吃火锅。”Cherokee说。
比赛当天，McLaurin戴上了他在密歇根大学打球时的头盔，上面粘上了码头工队的橙色胶带。Fitz在给自己鼓劲，迎接高中之后的第一场比赛。他早餐吃了两块牛排。“我准备好撞人了，撞到我受伤为止。”他笑着说。Weezy脱下了有大麻叶子图案的橙色球袜，换上一双普通的橙色球袜。
哨声响起，球队的变化显而易见。在一次进攻中，Rock撞开了两名防守队员，又碰到另两名防守队员的夹击，他一直拖着他们知道越过10码线才停下来。在几次进攻中，McLaurin仿佛保龄球一样在敌阵中披荆斩棘。
之后球队又开始失误了：阿康在一次手递手传球时掉球了（广播员都说“太可惜了。”），Alien传丢了一个球，而昨晚因为值班彻夜未眠的Rock在一次战术中往相反的方向跑去，导致一次攻防转换。“Rock，你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了，下场吧。”McLaurin吼道。之后，就在重庆队员即将开球的时候，哨声响起。球员们环顾四周，才发现原来一位老人为了看得更清楚竟然跑到场上去了。
半场结束，烈马队领先6分。“我知道你们的亲朋好友都来观战了。”教练组成员Marcus说。“我们不想空手而归。这是你们的主场。”Weezy总结道：“别打得像个娘们。”
成都队在第三节再次得分，获得12-0的领先。事情已经很不顺了，可更糟的还在后头。比赛中，Fitz挫伤了他的手指。他跑到场边，让别人帮他绑上夹板，然后跑回场上继续比赛。Tina满含敬意的叹了口气。“在美国，伤成这样都回去继续比赛么？”她问道。打防守截锋的小胖跟对方打起架来——这是整个赛季他在场上做的最引人注意的事了。Rock被人踩踏之后头部无法移动。几名队友抓住他的四肢将他抬到场外。“颈部受伤之后可不是这么抬的。”McLaurin喘着粗气说道。
谁也说不清楚第四节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许码头工队终于认识到他们要在自己的家门口被成都队羞辱了。或许成都队累了。或许重庆队时来运转了。无论如何，McLaurin掷出远投，球向对方的右后方飞去。而Fitz恰巧在那个位置，周围恰巧没有防守队员。他用自己受伤的手接住了球并带入了对方的端区。“他受伤了还能完成一个达阵？”Tina说。“他真是好样的。”
比赛继续进行，McLaurin走到场边，捂着自己的胃，跪倒在边线上，然后像例行公事一样，呕吐了。几分钟后，他回到场上。重庆队推进到离端区只有3码的地方，而比赛时间只剩不到一分钟了。Eric在往回跑时被换上场，接过McLaurin传给他的球，朝着统儿帮他在对方防线上撕开的缺口冲了过去，并越过了端线。
重庆队沸腾了。码头工队在终场前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以14-12领先了。在最后的比赛时间里，Seven被换上场担任四分卫。”开始，爬!”这是他很久以来第一次喊出开球口号。接着，他被撞倒在地，腿一瘸一拐的下来了。Seven的赛季就这样结束了。十几秒之后，比赛也结束了。
赛后两队列队握手，然后码头工队的球员们轮流跟川渝碗合影。队员们相互摸头，拍着彼此的屁股。“这场比赛改变了我的人生。” 阿康在他的第一次获胜感言中说道。“这场比赛让我更加自信。现在我知道如果在人生中碰到了一些困难，我应该坚持顶住压力，并能够做得更好。”
队员们告诉我，美式橄榄球比其他任何一项运动都更仰赖于团队合作。足球篮球当然也需要配合，但这些运动更看重球星的作用。“阿根廷队有马拉多纳，他是最厉害的。”小胖说。“如果他们没有马拉多纳，那只能算是支一般的球队了……而美式橄榄球不一样；光靠一个人可不行。”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在研究为什么美式橄榄球在二战之后会超越棒球，成为美国第一大竞技体育。在众多理论当中，有一个理论认为当时人们的社会联系弱化，而恰恰美式橄榄球突出的正是团队配合与协作。现在中国正逐渐走向其“独打保龄球”的时刻：政府公信力下降，而人们也觉得自私自利更多的取代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精神。虽说共产主义革命所倡导的团结一致并非最理想的，但有些中国人很怀念那段时光。尽管他们现在享受着1979年后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但依然厌恶改革后开始的市场崇拜、贪腐横行的时代。国家级新闻中专门有一类，是关于路人有难无人帮忙的报道。这更让人觉得中国丢失了其集体主义的灵魂。而年轻人一方面希望与众不同，另一方面也渴求团队赋予的归属感。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这两种情绪只会让彼此更加强烈。
而对于码头工队的球员们来说，美式橄榄球是最好的巩固社交关系的手段。除了一起训练打比赛之外，他们还一同聚餐，看电影，远足和游泳。“我把他们当成我的哥哥们。”峰峰说。跟大多数队员，还有大多数35岁以下的中国人一样，他是独生子女。
时光飞逝，赛季一晃而过。在场外，队员们——用峰峰的话说——始终坚持前进。Marco的韩国餐馆开张了。飞哥和他妻子搬出来自己住了，不过还是拿了父母的钱。康师傅、Alien和Weezy都被国外学校录取了，准备春季入学。而小胖买了一个新的SWAT特警队人偶。
而终于，他们美式橄榄球也打得像模像样了。11月份，码头工队远赴香港，以32-0的比分大胜战鹰队。12月份，他们再次战胜了宿敌成都队，这场比赛连McLaurin都认为值得称道。他们取胜不是依靠神奇的奔跑或是幸运女神的眷顾，而是在敌阵中发现漏洞，擒杀对手，完成传球，像一支团队一样作战。而那场比赛也将DOCKERS队送上了冠军赛的舞台。
如果你想找在电影中扮演反派的邪恶中国美式橄榄球队，那找上海勇士队再适合不过了。他们身材魁梧，长相陌生（几乎有半支队伍是非华裔），而在那个赛季，他们将对手一个接一个的吞掉。因此有一天吃自助寿司的时候，McLaurin说“我们会赢”时，我非常惊讶。不是“我觉得我们有机会赢”，而是“我们会赢”。
进入新的一年之后，码头工队的把训练频率提升为每周三次。这一次，没有人反对。McLaurin录下了上海队的比赛录像，给球员们指出勇士队的弱点。
球队抵达上海后选择了一家廉价酒店，就是那种门缝下会被人塞进招嫖卡片的酒店，并且在市中心的一家体育酒吧里集合。Eric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动员讲话，随后Soso把一首中国童谣改成了黄色版：“丢，丢，丢肥皂 / 快点快点抱住他 / 干爆他的菊花。”在回酒店的出租车上，我问教练Marcus他怎么预测即将到来的冠军赛。“很美妙。”他说。“必须的。任何事物第一次发生的时候，都会很美妙。”
冠军赛当天，上海卢湾体育场看台上空无一人——并不是因为没有观众来观赛，而是场馆负责人要加收11,000元开放看台的费用。“有需要了尽管在场边解决。”纽约人Frank Schipani说。他是勇士队的主教练。观众们只好选择站在围栏边上。
重庆队开局不错：第一次防守时就打出一个截断，随后很快的达阵得分。前一晚外出喝酒晚归的美国四分卫Patrick，把球传给了在端区右后方的McLaurin。赢得两分转换分后，重庆队8-0领先。
随后，上海队以一次远袭达阵作为有力回应。双方很快意识到这是场势均力敌的较量，而这也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激烈，最粗野的比赛。冲撞看起来很痛；比赛中不仅有打架，还把一名球员驱逐出场了。依靠统儿的顽强阻拦，重庆队得以一次次的向前推进。上海队训练有素，而他们的四分卫速度很快，并帮助球队在第四节取得了8分的领先。
但在终场前几分钟的时候，重庆队爆发了。先是Patrick一记传球，看似距离不够，但还是被接球手拿到，并完成了达阵。“我们现在采取正确的战术，就能拿下比赛。”McLaurin说。两队此时平分了。一分钟后，球打在上海队接球手的手臂上，Fitz抓住机会夺过皮球，完成了攻防转换。“我爱死你了，宝贝！”峰峰边喊边跳到了Fitz身上。几次进攻之后，重庆队又一个远角长传得手，拿下了比赛：重庆队24分，上海队16分。
夺得总冠军之后的庆祝与此前获胜后的庆祝别无二致，但又完全不同。当地一家电视台采访McLaurin的时候，他的手臂几乎不能动，因为在一次强力冲撞中他的肩关节脱臼了。一个小男孩跑来找他要签名。码头工队的队员们唱起了“We Are the Champions（我们是斗士）.”
我找到Marco时，他正在换运动服，静静享受着。“我的孩子长大了。”他说，回忆起最开始练习的经历。Weezy借用Drake的歌词来发表夺冠感言。“ ‘We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we here（出身底层，而我们如今在这儿）,’ 对不对？”他说。“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my whole team fucking here.’ （我出身底层，现在一整个队都在这儿了）”在去机场的路上，队员们畅想着把他们的故事拍成电影的话，该找谁演自己。小胖选了香港影星吴彦祖。Marco呢？释小龙。那小胖的妻子阳阳呢？“桑德拉·布洛克。”小胖说。
Soso说队伍的夺冠经历让她想起了电影《亚历山大大帝》，影片中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部下不惜一切代价坚定地要“向东前进”：“‘前方的路，我不清楚。’她借用了影片中的对白。‘我只想向东前进。那些想回家的，让他们回吧。其余人要继续东进……我们没法向所有人袒露真心，但将真心献给我们的同胞已经足够。’……我记不得了，但大概是这样的吧。”
这，对于码头工的队员们来说，似乎才是美式橄榄球的真正魅力所在。飞哥还是会回当地政府的办公室工作，而Soso也会回到她的设计公司夜以继日的工作。小胖也会回到不用工作的生活中。但是现在，当他们再看一遍《再战星期日》、《光辉岁月》或是《追梦赤子心》的时候，这些已不再只是电影中的故事了。
回到重庆后，球队继续庆祝，但McLaurin没心情享受。他的肩部需要进行手术，但他现在的工作不提供医疗保险。他也在申请新的工作机会，在中国、美国以及法学院里寻找新的职位。他说他很享受在重庆的生活，但这座城市开始感觉有些小了。
其他队员也有各自的问题要面对。夺冠后两周，他们在一家茶楼聚会。Marco和其他人指责Soso在招募新队员上不够尽力。而Soso说，如果他们不满意的话，自己建一支新球队好了。小胖几乎拍门而去。“中国人不知道怎么团结，”他说。“这是骨子里的。”
组建一支中国美式橄榄球队可能是相对容易的部分。从一开始，McLaurin离开重庆就是确定的，问题只是何时离开。“除了他，没人能领导球队。”小胖说，他也把自己算进去了。这似乎是中国的一种规律：要做成一个项目很简单。难的是如何让它持久不衰。
冠军赛后，飞哥发了一条朋友圈。照片上McLaurin穿着码头工队的整套装备，神情严肃。飞哥在图片说明里写道：“照片中的这个人，Christopher J. McLaurin，于2012年9月加入我们，成为了我们的主教练，并让我们真正了解了橄榄球。打一开始，他就无数次地告诉我们：‘我要把你们打造成中国最强的橄榄球队！’每一次，我都说，‘没错！！！’但我心里还是有些怀疑。…… 然后，在2013年，他又说，‘我要组建一个中国美式橄榄球联盟，在全中国打比赛！’这一次我还是想，‘这太难了，这么多城市，又都是业余球队。还要制定规则，筹集旅行经费，好多好多问题！’但他做到了。每一件事，他都做到了。他组织起了联赛，并带领我们夺得了全国冠军！这个比我小六岁的男人，教给了我：如果你有一个梦想，你应当保护它，努力奋斗，并一直坚持到梦想实现的时刻。”峰峰是第一个评论的：“I love him（我爱他！）.”